我问李先勇：“你到城东派出所几年了？”
李先勇说：“八年。我以前在乡镇派出所干过多年，八年前放弃副所长职务，要求进城，安排到城东派出所当一般干警。”
我说：“姜春满的案子你清楚不清楚？”
李先勇问哪个姜春满。我简单地说了姜春满的情况。
李先勇：“那个人我很熟悉，他太犟。他那个案子发生在三十年前，我那时候在乡镇。到城东派出所后，听所里的办案人员说过他的情况。我们所里有两个人从办他的案子，到现在还在所里，和姜春满一样，从青年干到快退休了。”
我说：“那他们应该很清楚这个案子，有没有跟你详细说过？”
李先勇说：“说过。姜春满每年都要到我们所里来闹一二次，我们所里哪个不熟悉他呀。”
我说：“他到处闹，到处上访。”
李先勇说：“他这么闹有什么用呢？他要我们交人给他，他说交人就交人？三十年了，人卖在哪个地方，是生是死都不知道。”
我说：“姜春满的儿子是怎么被拐走的？”
李先勇说：“怎么拐走的，只有他自己能讲清了。可能他自己也讲不清，只有人贩子讲得清。他自己讲，他在排队结账，把儿子交给一个妇女看管，等他交了钱回来，他的儿子不见了，那个妇女说亲眼看到儿子跑向他的。两个蠢人，人丢了不报警，自己到处找，耽误一个下午的功夫，天快黑了才向我们报警。县城那么大，四通八达，一个下午的功夫，人贩子逃往长沙、桂林都到了。出了城，哪有那么好找？”
我说：“人丢了后，你们所里为了找人怕是花了不少心思。”
李先勇说：“是啊。当时全所出动，把全城找遍，所有的车站码头都找过。后面，又贴了通告，发了协查通告。只要有可疑的信息，所里就派人去，广东、广西、浙江、湖北都去过。姜春满自己也到处找，发现信息打电话叫我们派人去，我们要他找当地干警，他纠缠不放，我们只得派人去。他举报帮他看管儿子的那个妇女，说是她拐卖的，我们问了话，找了人证，没发现破绽，他又去她家里闹，自己去盯梢，盯了几年，把她一家给磨服了，求他放过。我们所的人都被他搞服了。”
我说：“你们所应该不止他这一例拐卖儿童案吧？”
李先勇说：“那倒不是，以前信息不发达，没有摄像头，侦破手段也不高明，人口被拐卖后很难找，失踪的儿童也多。但是，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执着，犟！别的人找上三五年再找不到，也接受现实，放弃了。只有他三十年都没有放弃，自己也吃尽了苦头。”
我说：“那肯定，你看他的脸就看得出来，一脸的沧桑。”
李先勇叹气说：“从内心讲，我还是很佩服他，也理解他，他的家庭情况我听说了，毕竟儿子就是他的天，他的地，他的一切，失去儿子就什么也没有了。可以讲，人存在的价值都没有了。我们也想帮他找到儿子，但是受条件限制找不到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何况，他又不配合我们的工作。”
我说：“他怎么不配合？”
李先勇说：“现在的技术很发达，有基因库可以匹配。他不同意我们抽血样，我们做了他很多工作，就是不听。”
我说：“他说什么呢？”
李先勇说：“他东一句西一句，反正是胡说八道，让你很生气又无可奈何。”
可能李先勇觉得说这个话题太累，他切到我们的扶贫上。他问我们最近做了什么事。我把种油茶树的事和他说了，问他们在做什么。李先勇说他们发了猪苗，果园开发也在准备中。我问他的旅游项目进展到哪步，他说那个事情基本上黄了。我问他原因。他说，老板看中石洞，想要在洞中搞漂流，但水量不足。上游的两个水库主要供应饮用水和农业生产，没有富余的水。我很惋惜，又觉得不能强行开发，如果投入大量资金，最后没有搞成功，不仅浪费资金，也会给当地造成后遗症。李先勇同意我的看法。
姜语萱生日的那天下午，我见她没村委会来，打电话给姜春满，把她叫来。
姜语萱一蹦一跳来到我面前。我说：“看你高兴的样子，今天是你生日，外婆肯定给你吃了煮鸡蛋。”
姜语萱说：“谁爱吃鸡蛋啊。你猜舅舅给我什么？”
我猜了几下，她见都没猜对，说：“五块钱。猜不着吧？”
我说“猜不到”，问她舅舅是不是从来不给她零花钱。她说是的。我没有问舅舅对她好不好，不给零花钱不代表不好，我知道姜春满对她还是蛮好的，虽是外甥女，当女儿带。
我说：“我给你买了礼物。你猜是什么？猜到了就今天给你，猜不到明天再给你。”
她拼命地猜，也猜了几次没猜中。我说不给她了，她很着急，摇着我的腿撒娇：“给我嘛，给我嘛。”我故意把脚上的鞋子晃来晃去，虽然不是那天打球的鞋子，她领悟到了：“鞋子！”
我说：“猜对了。很聪明。”
我到宿舍里拿出鞋盒。她看到“李宁”标志，尖叫着说：“给我买的李宁鞋？”
我微笑着点头。我要她试鞋，很合脚。她穿着鞋子，高兴地围着我转了一圈。我问她喜欢吗，她拉着我的手说很喜欢。
姜语萱问我：“多哥哥，你上回跟我说，天使的故事是真的吗？”
我说：“真的。多哥哥在十岁的时候收到了一件毛衣，二十岁的时候收到了一双李宁鞋子。”
她说：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
我说：“三十二岁。”
她说：“那你三十岁的时候收到了什么？”
我说：“三十岁的时候没有收到东西。我每次收到这些东西，都不知道是谁寄的。”
她说：“她给你寄东西，没有地址吗？”
